自战国时期铁工具应用于制作漆器之后,漆器工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湖北省出土的大量楚秦汉漆器,从胎骨和制作工艺的发展变化分析,都说明这一时期的漆器工艺有较大的发展。
(一) 胎骨 战国时期楚墓发现的漆器,胎骨仍以木胎为主,但根据时代早晚不同胎骨也有一些变化:早期的厚木胎较多,还有少量的皮胎、铜胎和竹胎;中期厚木胎略有减少,而薄木胎和竹胎增多,并有陶胎、铜胎、夹纻胎、皮胎和骨角胎等,望山1号墓的漆削鞘是已见到的第一件夹纻胎漆器;晚期仍以厚木胎为主,但胎壁较春秋时期的薄,薄木胎与夹纻胎的数量又略有增多。根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手工业专着——《考工记》记载,战国时期对于各种器物的制作非常考究其用料比例及选材,这里以漆兵器为例略作说明。《考工记》记有“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注云:“取干以冬,取角以秋,丝漆以夏,筋胶未闻。”并对弓之长短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庐人为庐器》中,关于戈、矛、殳、戟的 “积竹柲”等的制作,也有详细的记载。在《矢人为矢》中,对矢杆的制作,也有严格的规定。所以,大批漆器才能深埋于地下2000多年至今不朽,望山1号墓的两件木剑和2号墓的四件漆瑟弦柱等才能自然脱水后仍不变形。 秦代小型墓出土的漆器,胎骨也是以木胎为主,并有少量的铜胎和竹胎等。其中木胎又有厚薄之分,厚木胎相对地减少,薄木胎和竹胎相应地增多了。在一些铜容器的内外,也涂有红漆或黑漆。当然,这个时期漆器的选材与用料,也是相当考究的。西汉时期漆器的胎骨与选材等方面,基本上与战国、秦代的情况相同,但也有一些变化,厚木胎明显地减少,薄木胎显着地增加。夹纻胎在一些中型墓出土的漆器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在江陵、云梦、枝江、光化等地西汉墓出土的有些陶器,里表均涂漆,这种陶胎漆器数量的增多,反映了当时漆器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二)制法 战国时期的楚国漆器,随着品种和数量的剧增,制作工艺也有较大的发展,已能根据质料与器形之不同而采取相应的制作方法。竹胎漆器中的彩漆竹笥、扇、席等,系编织而成;竹弓等是以斫制为主制成的;竹筒等则是以锯制为主制作的。木胎的制法主要有斫制、挖制和雕刻三种,一般是以某种制法为主,辅以其它方法而制成的。例如几、弓、戈矛杆和剑鞘等,以斫制为主;耳杯、剑椟、酒具盒、扁圆盒等,以挖制方法为主;卧鹿、虎座飞乌、虎座鸟架鼓的鼓座等,则以雕刻方法为主。还有些漆器是分别制作构件,然后用榫卯接合(如豆、案、几等),或者粘合而成(如模、剑鞘等)。木胎制作后,先涂漆,然后用彩漆或其它颜料描绘各种优美的花纹图案。战国早中期的楚国漆器,有的与金工结合,即在木胎上配以铜环、足和铺首等构件,然后涂漆与描绘花纹;晚期的漆器,出现了铜扣器的新工艺。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曾侯乙墓外棺系铜框架里嵌厚木板构成,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结构最复杂、器形最大、体量最重,并与金工结合的一件特大型漆器。 秦代漆器基本上继承了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制作方法,即木胎以斫制、挖制和雕刻等方法为主,竹胎采用锯制与编织等制法,战国晚期出现的铜扣器新工艺得到进一步推广。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秦代漆器的制作工艺也有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木胎的制作出现了卷制的新工艺,例如漆樽、卮、圆奁和椭圆奁等,器壁与盖壁都是用薄木胎卷制,再与厚木胎的器底与盖相粘合而成;二是扣器不仅广泛使用青铜制作的箍、环、铺首衔环和蹄足等构件,而且还出现银箍构件。在内容丰富的睡虎地秦简中,还有关于漆园生产、天然漆原料运输和管理,以及各类器物生产标准化等方面的严格制度的记载,这些制度的出现,是促进秦代漆器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些木胎漆器上,有许多针刻与漆书的文字和符号,这是木胎制成涂漆以后才刻划与书写的(21)。其中作坊的标志有“路里”、 “宦里”、“宦里口”、“钱里大女子”、“赵里口”、“安里皇”、“女里”等;物勒工名的标志有“文”、“介”、“但”、“忠”、“李”、“中”、“士五咸”、“士五军”、“士五皆”、“小男子左”、“小女子”、“大女子妴”等。还有许多烙印的文字和符号,也是木胎制成后烙上的戳记,其中不少漆器上有 “告”(即造)、“包”、“素”、“上”等烙印文字,应是素工、包工、上工和造工等工匠在制作漆器时所烙上的戳记,它反映了秦代漆器制作有着多道工序,并且存在着“物勒工名”的产品责任制。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漆器上,有100多处烙印了“咸市”、“咸亭”、“许市”、“市”和“亭”等文字,它是秦都咸阳和河南许昌等地市亭所生产的漆器产品的标志。在千里之外的湖北云梦发现这些地方的漆器产品,说明当时漆器生产的商品性质是很强的。 西汉漆器,在继承秦代漆器的制作方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其工艺的新发展,主要有三点:一是战国时期和秦代的木胎漆器上所采用的雕刻方法,至西汉时期已极罕见,而凡是圆形或圆筒状的漆器,一般采用旋制的新工艺,它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使产品更加规整美观;二是西汉初期扣器的器类与数量都较战国与秦代增多了,而且至汉武帝时期还出现了镶嵌精巧的银片纹样作为漆器上的装饰,这是唐代平脱工艺的前身;三是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出现了针刺纹(锥画)、填充金粉的戗金技法和暗纹的新工艺。上面的“素”、“包”、“上”、“造”,及“饱”、“草”等烙印文字,也是素工、包工、上工和造工在制作时所烙上的戳印,反映了西汉前期漆器的制作也有多道工序与“物勒工名”的产品责任制。在一些漆器上还发现了“成市”、“郑亭”、“市府”、“中乡”、“北市”等烙印文字,这是四川成都与河南新郑等地市府生产的漆器产品的标志。还有许多针刻文字与符号,其中作坊的标志有“宦里大女子”、“千金里”、“口里口”、“门里”等;物勒工名的标志有“章”、“东”、“朱”、“李”、“杜”、“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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