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正在迅速形成新型交往方式。当我们能共同欣赏抽象艺术、线条艺术，欣赏书法线条的节奏、韵律等形式意味的时候，就存在可以共通的审美接受心理，就具备了欣赏和理解书法的文化心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展览是当年发生在兰亭的那次文化聚会的当代回响，是中国文化和比利时文化、欧洲文化的一次跨越文化边界的雅集。

　　安静的布鲁塞尔的晚上，难得看得到那么齐整，那么大片的灯笼亮起。就算是大皇宫，也只不过有一些彩灯在边缘勾勒。来旅游的十几岁的孩子们把书包扔起来，看着那大些大片的灯喊“乌拉”。10月份的晚上，天还是挺凉的，路过的欧洲人把脖子从大衣里钻出来，好奇地看看，又走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时候，心里的确是挺开心的。

　　那片灯笼包在艺术山广场左侧的一幢建筑上，1958年，这幢建筑曾是布鲁塞尔世博会的会议宫。灯笼是红黄两色的，全亮起来的时候，就成了一面灯墙，墙上，黄色的灯笼簇拥出一个红色灯笼组成的怪字，“茶”的字头下一个“食”字。建筑的大门，一早被做成了中式牌坊的模样。

　　这是旅美华人艺术家谷文达专门为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展创作的公共艺术作品“天堂红灯——茶宫”。这座叫做“王朝”的大厦，也是这次中国艺术节的信息中心，和艺术节相关的信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再往前走，就是布鲁塞尔的皇家美术馆。在这里展出的，是2009年10月13日“再序兰亭——中国书法大展”。用力推开沉重的、黄铜铸造的扶手，走过有高高玻璃天顶的大厅，转一下，看到熟悉的月洞门。从月洞门走进去，左手的壁上画着传统的书写工具：笔墨纸砚，每一样用具旁边，是相应的英文单词：“brush”，“ink”，“paper”，“inkstone”。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单词都是用毛笔写成的，墨迹特有的灵活与酣畅，带来了印刷体无法体现的生动和温柔，中西的小碰撞，就这样有了一个趣味性的开始。

　　4个英文单词的书写者，正是中方策展人之一、中国美术馆国际事务部馆员杨应时：“先用一些小工具，引起大家对中国书法的兴趣。”他笑着说。他认真研究过书法，是个书法爱好者，自己也能写一笔不错的毛笔字。

　　中国书法的故事，从兰亭讲起

　　走过写着“再序兰亭”几个大字的深红色背景板。策展方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处让人耳目全新的公共空间——兰亭情境。3张绍兴兰亭实地景观的巨幅图片铺满了整整一面墙。

　　静静的兰亭两侧是缓缓流淌的溪流，生动地再现了古人兰亭雅集时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场景。空间中央搭建的平台上是以北京故宫流杯亭曲水流觞场景图片制作的大型投影装置，潺潺的流水声若隐若现，令人神往当年“群贤毕至，老少咸集”的场景。影像四围铺着来自中国的青灰石板，可供观众休憩静思。空间里还陈列着与兰亭雅集相关的书法、绘画和相关资料，其中包括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傅抱石的《兰亭图》的真迹。

　　“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感受兰亭雅集的风雅淡泊，还可以体会曲水流觞的闲情逸致。”文化部外联局局长董俊新说。

　　为什么中国书法展览要从王羲之的《兰亭序》入手？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是“再序兰亭”的总策展人，他认为：这是因为王羲之和《兰亭序》是一个故事，从这个极富传统文化的故事讲起，可以深入浅出地道出中国书法的内涵和中国文化的幽雅。

　　不同于传统书法展出单纯的“物件呈现”的方式，“再序兰亭”书法大展体现了非常明晰和开放的策展思路。书法展开幕式上，范迪安说：“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播，确实要学会讲故事。其实我们看很多西方的经典，不见得都记得每个剧集作家的生平和内容，但是故事我们记住了，我想我们这次要给人家讲一个故事。”

　　从一个故事讲起，展示中国书法的创造奥秘和丰富传统，是这个展览在策划上的独特思路。范迪安说：“纵观中国书法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历代书法家对《兰亭序》不断阐释的历史，在《兰亭序》光辉的照耀下，中国书法在不同的时代文化条件下，通过对传统的继承、转换与超越，形成了书法内涵和风格不断延展的长河。从中国书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从古代到今天延绵不断的奥秘。这个展览题目‘再序兰亭’中的‘再序’二字，蕴含着一千多年来书法不断的‘再生’与‘再创造’的意义。”

　　书法展上共展出120多件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和其他公私收藏的中国书法、绘画和当代艺术精品，从唐朝褚遂良的《摹兰亭序》到明朝董其昌的《临柳公权兰亭诗》，从北宋米芾的《珊瑚帖》、宋徽宗的真迹《闰中秋月》到清朝金农的《自画像》等诸多传世精品。许多珍品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在海外展出。董俊新介绍说，《再序兰亭》，是1949年以来中国在海外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书法展览。精品数量、作品创作的年代跨度，可谓空前。

　　“最早谈起展览距现在差不多都两个年头了。”杨应时说，那时，他还在美国学习。“这个主意最早出自策展人之一柯廼柏先生，他很早就想在欧洲做点和《兰亭序》、王羲之相关的展览，但一直都只有想法而已。后来他碰到了范馆长(范迪安)，范馆长本来也在筹划欧罗巴利亚艺术节中的一些项目，也不一定想到做一个书法的展览，柯先生提起之后就有点一拍即合。他们在欧洲就谈起来，刚好史蒙年、朱青生教授都在，几个人谈起来也不谋而合。”

　　这里提到的柯廼柏，是1980年中国首批接受的来华学习书法和篆刻的外国留学人之一。他会说流利的中国话，写一手好书法，甚至自己发展了一套创新书体“画书”。目前，他在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史。在策展中，柯廼柏提到了王羲之这个人物对于西方观众理解中国书法的重要性。

　　最初的策展思路很传统，杨应时记得，他第一次正式参加策划会议的时候，还是一个线性的思路，讲述中国书法传统的发生、延续、发展。然而最终，大家跳出了线性思路的限制，将思维发散出去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书法的几个层面上。

　　“用我们常规的思维去想问题，就觉得书法是写字，只要你不认识字，你就没办法欣赏书法，对不对？这个道理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就要打破这个概念，书法不是关于写字的。如果只是抄着写字，那么就是写字，不是书法。书法是有它的道理的，严格地说是有几个层面来研究书法的，一个是‘技’的层面，就是说书法是一种可以写很好很漂亮很优雅或者说很丑陋的字的方法或技巧，一般人通过一定的努力能够获得这种技能；另一个是到了艺术的层面就是一种‘书艺’，这就不是说一般人可以很轻易地达到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书法的名家、大师，名家和一般的人，水平就是不太一样，艺术的层面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还有一种更高的层次，就是一种‘道’的层面，比较哲学了，书法跟很多方面发生关系，比如宗教，人的心性、个性，人的修养、文学功底、身体状况，你还有书法里面更玄的这些道理，一些哲理性的东西。有些人在研究书法的时候能够联想到很多东西，比如说舞蹈，书法和舞蹈的关系，书法的线的运动、节奏感、韵律感，里面是有音乐的东西。还有很多方面。”

　　这些层面，都从《兰亭序》的故事发散出去。

　　“西方的观众，只要对中国书法有点兴趣，了解了一点书法的历史，一般人都听说过《兰亭序》、王羲之。不一定很了解，就从一个很小的故事讲起，讲一个中国2000多年前非常普通但是又非常高雅的文化集会，生活场景的还原。从一件作品怎么出来的故事讲起来，再引申出去，讲中国书法的发展，讲历代书法家受兰亭精神的影响，讲中国书法在历代的演变，从一个点涉及很多方面。包括这个展览的结构，也是有一点点历史的时序，从每个章节都能看到历史的脉络，但是历史并不是我们要讲的主要的故事，而是发散出去的横向的东西，特别是结合不同文化的命题，这种是我们感兴趣的。我们就是要讨论不同的问题，通过这个展览的设计和作品，不光是要展示策展的意图，也是要让公众、观众来关注，甚至来思考或者体验，来想一想这些事情。他就会发现原来书法不是那么简单，原来书法不仅是写字，也不仅是写漂亮的字，很多字写得很丑。原来书法可以那么丰富，它有那么密切的多方位的关系。”

　　展厅里，除了“兰亭”情境，还特别陈设了一间“楠书房”。典型的古代传统文人的书房，一桌，一椅，一书架，一短几。书架几案都以楠木制成，有淡淡的楠木清香。杨应时介绍说：这是一步一步，将观众引入到中国文人的生活情境中去。

　　策展中的文物问题

　　宋徽宗的真迹《闰中秋月》，引来看客们围观，看了又看。来自中国的观众惊叹瘦金体真迹的“气场”，而对于欧洲人来说，更多的或许是对“皇帝写的字”的好奇。

　　除了《闰中秋月》，还有甲骨文原件、乾隆的手书、雍正的手书、怀素的原稿……这些都是故宫珍藏的文物。能把它们拿出来，这个过程已经相当不易。而对于策展方来说，这个过程，已经能够反映出中外双方在交流中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心态问题。

　　“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展览，里面其实可以引发出很多问题，引发出对文化交流当中的问题。我们在做展览时可能都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都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杨应时说。

　　对于此次书法展，故宫博物院给予了许多支持。

　　“我们平时主要都做一些现当代的东西，接触文物很少，怎么对文物进行有效的保护，包括对文物的研究，我们这方面都不够，这些方面还是比较弱的。所以他们一开始也不了解我们的理念。后来我去和傅红展老师见面，和他谈得很投机。有了这种比较信任的感觉之后，我就慢慢把我们这种比较西化的国际化的思想，策展的思想和他讲，他也觉得很有意思。”

　　后来，杨应时就把傅红展拉进来做了策展人之一。

　　由于许多展品都是国家一级文物，因此展览过程中必须要争取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为了保护国家文物，降低风险，中方一度商议过以复制品代替真迹出境展览。然而考虑到欧洲观众对于中国书法的了解的程度事实上已经超过了许多中国人的想象，而比方也对在布鲁塞尔美术宫展出复制品持有异议。

　　最终出现在布鲁塞尔的文物珍品，都做足了保护措施。在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美术馆的协议以及中国美术馆与比方的协议中，均对比方场馆展厅的温湿、光感等技术条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展品的陈列设计上，中比双方都尊重了文物的保护及历次出展的惯例。

　　从故宫借出的文物，布展与撤展均由故宫派出的专家进行操作，以避免由于操作不当而造成的文物损伤。此外按照故宫文物的保护要求，展出两个月后，展品中的故宫一级文物将用复制品换下。

　　杨应时说，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专业的操作方法。

　　“现代书法”，一种当代艺术？

　　中国书法的故事，结束在“现代书法”这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开放，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颇具争议的艺术现象。“现代书法”就是其中之一。学术界对于“现代书法”的理解和评价众说纷纭。

　　“再序兰亭”，并不是中国“现代书法”第一次在西方展示。作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书法”热潮的亲历者以及中国“现代书法”在西方几个重要的展览的独立策展人之一，杨应时在这一部分选择了曾佑和的《笔妙》、王冬龄的《春夏秋冬》、谷文达的《简词系列》、邱志杰的《重复书写〈兰亭序〉一千遍》。王南溟的《字球组合》，徐冰的“英文方块字”系列《沁园春-长沙》等作品。

　　《重复书写〈兰亭序〉一千遍》是邱志杰的一个行为艺术，在同一张纸上不停地重复书写《兰亭序》，一直到这张纸完全漆黑，什么都看不出来为止。杨应时认为，这个作品是一个带有“质疑与批判”意味的作品：总是重复古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字球”系列，是把许多写过毛笔字的纸张团成球，有韵律地悬挂在天花板上。看上去更像是某种装置。

　　杨应时提到，柯廼柏看到这些中国当代的“书法作品”时。一开始他很反对，他觉得那不是书法。然而在杨应时看来，这些作品都在讲一个问题：传统书法在当代怎样寻找它的定位，怎样继续发展和变革？

　　“在中国书法的领域，有些人特别强调书法在当代的探索创新与变革。这本身就是一种观念。我将之总结为三个方向，一个是‘变书法’：要变出新样子，新体书法，要突出自己突出个性突出创新，这和当时中国社会的变化是有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反书法’，它也可以说造反，它是从一种批判质疑，反问疑惑，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书法，比如邱志杰的作品，《兰亭序》写一千遍，这是一个提问，还有像王南溟‘字球’的组合。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一种观念，或者叫‘反书法’或者否定书法；还有一种，它的态度是比较包容的，它叫‘用书法’，我就是用这几个字来形容它——怎么样利用书法的资源做到其他艺术里面去。有一些倾向，一是从书法出发，对书法本身艺术化和现代化，另外一个是书法作用的延续，融入绘画、雕塑，这些因素包括汉字的笔墨结构，另外一种就是置入观念，这些都可以拉入到‘用书法’里，这就有很多方向可以探索。”

　　尤其是在中国日益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传统书法已经日益失去它作为日常书写的功能的时期，思考这个问题，再来看这些作品，更有别样的意义。

　　杨应时提到，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是书法爱好者：“在我们宿舍里，其他同学都觉得我像怪物一样：年轻人都不写字了，我们都用电脑了。人家就觉得这个小杨是个老古董，自己就也有自卑心。”而总在临摹前人的时候，作为书法的学习者，自己也有疑问：“好像这么学下去一直就是在模仿，一直在重复，一直在临摹，怎么也出不来自己的东西。”

　　杨应时认为，对于当代书法，其实取决于从那个角度去看：“一种就是说现代这个时代，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谁来写字谁就是当代的，所以很传统的形态有，很探索的形态也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当代，它是一种创新的当代，它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形态。”

　　徐冰的《沁园春-长沙》挂在结尾的位置，他是徐冰“英文方块字”系列作品中的一幅。把英文字母通过重新结构，改造成类似中国的偏旁部首，再重新结构，在外形上让人“误解”为中文的方块字，这里面，有一种让人会心的游戏趣味。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徐冰说，“英文方块字”系列创作于他1994年在纽约访问的时候。“英文方块字的创作，和语言的冲突、我在西方语境中生活的经验一定是有关系的，和我个人的文化经验一定是有关系的。”对于“英文方块字”，徐冰将之形容为一次“死机”，一种“休克疗法”：从中文和英文两种符号体系都理解不通之后，反而可能找到新的启示和新的沟通方式。

　　对于中国书法在当代中国的位置问题，徐冰说。他个人并不喜欢那些将汉字从线条层面进行创作的现代书法艺术作品，他认为那样的作品仅仅抓住了形而没有抓住实质：“大部分的当代书法作品，都没有真正地涉及当代性的层面。中国书法真正的当代性在于写字本身和文字本身的革命，而不仅仅在于视觉上的造型。”他认为：“中国书法里是携带了文化基因的，它已经超越了实用或不实用的意义。中国文字中所包括的中国营养、中国智慧、中国态度本身是有着提示作用的。”他举了个例子，这些年，他看了许多“创意设计”领域的作品，其中真正优秀的设计，都是和文字有关的：“那些设计对文字的发展，是有当代性的。”

　　事实上，在中国逐渐开放，走向一个真正的现代中国的过程中，同所有的文化领域一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中国书法的渐变，已经是一个进行中的现实。杨应时说：“从最浅显的层面来说，从形式来说，传统书法的形式是和中国传统居住形式相适应的。挂一副对联、条幅，可能要一个比较高的房子，还要有个院子，亭台楼阁；但现代的办公室，中堂挂哪里？我们没有中堂的地方，挂西画还勉强可以，这就是生存环境的变化导致艺术的变化。古代没有美术馆，也没有专门的展厅展出，而现在艺术家是专门的职业，有专门的美术馆展出，而且很多作品是为美术馆制造的。如果从社会、价值观念来讲，这就更大了。一个是强调变化，强调个人的突出，以前书法有很广范的应用价值，但发展到现当代艺术来说，艺术越来越成为表现自己，反映社会，提出问题，表达话语权的方式，它的功能变化了。它的目标目的就不同了，所以导致艺术家创作的目的状态就不一样了，他的追求也不一样了。还有刚刚提到的，对问题的意识，或者一种质问，艺术对社会干预的作用，对文化问题的反思，对社会问题的批评批判，或者就是一种态度。”文/马戎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