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画价低廉在古玩市场上，笔者常常有这样的感慨，即“商家不如藏家，藏家不如玩家”的说法。如以商家为例，尽管商家能经常觅到可遇不可求的古玩珍品，但是商家往往图眼前蝇头小利，见利就转手卖出去了。而藏家就不同，他们的收藏一般以自己兴趣爱好为主，一旦觅入心仪的藏品，不会因蝇头小利而转让，即使暂时套牢也心甘情愿。

　　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荣宝斋、朵云轩及文物商店，其经营的大多是民国以前的旧字画，价格极低，像民国时期价格最高的张大千作品，那时只有数十元一幅，其精品也在百元左右，像张大千《沧浪渔笛》当时只有百元(此作在2002年苏富比拍卖会上获价552.79万港元)。吴昌硕的画作只有30至50元；金农书法对联为60至80元；任伯年花鸟扇画为2至5元之间；蒲华墨竹四屏条为8至15元；齐白石的作品数元一幅。即使如此低的价格，也没有引起国内百姓的兴趣，只有像夏衍、邓拓、邓永清等层次很高的人来玩赏。那时，夏衍和邓拓都是用稿费来购买名人字画；邓永清是六机部副部长，尽管工资收入比一般人高一点，但也属于“惨淡经营”一类。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社会环境、政治气候对书画不提倡所致，因为这些东西不是红色或革命的，在“文革”期间，名人字画更是被列入“封资修”的范围。另外，当时普通百姓生活比较拮据，普通人的收入只有数十元，若是收入百元以上已是高工资了。因此，当时只要购进徐悲鸿、傅抱石、王雪涛、齐白石等名家之作，如今身价已千倍或万倍。

　　名家精品“今非昔比”也许有人会说，在国内封闭时期买进名家字画是一种机遇，这种机遇随着国内改革开放而一去不复返。那么，现在市场上难道就没有机会了吗？实际上，只要艺术市场存在，就会有市场机会，前提是你要有敏锐的眼光，买进有潜力的作品，若干年后价格也许会涨得让人看不懂，到那时，你若回头看现在的价位，会觉得当初买进的作品十分便宜。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吴冠中和范曾，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去北京时，吴冠中的作品也只有数百元。1984年笔者到北京荣宝斋看到范曾四尺整张“人物”精品，其挂牌价只有8000元，且这一价格无人问津。然而，10多年后，吴冠中和范曾的作品在市场上动辄数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那时的机遇确实够好的。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那时买进吴冠中或范曾的画作并立马转手，恐怕很难赚钱。同样，现在市场上买进字画要转手赢利也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拿到拍卖场上运作，其成本相当高，因为拍卖行对买卖双方都要收取10%的佣金，还要向提供货源的物主收取1%的保管费和图录费等，这样，各种费用加起来也是一个不少的数字。至于香港苏富比、佳士得收取的各种费用则更高。所以，艺术品这东西不太适合短线操作，它的价格上涨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过程。以海派名家陆俨少的作品为例，改革开放后，国家对陆俨少的作品收购价为15元一平方尺，到上世纪80年代初涨至100元一平方尺，以后又升至1000元一平方尺，到1990年陆俨少的作品在海内外销路极好。由于那时陆俨少年事已高，难以应付各种应酬，故自列润格，山水画每平方尺高达1500美元，那时确实吓退了不少人，可是到2000年，陆俨少的作品价格在海内外市场上大幅攀升，精品每平方尺从3万元跃升至5万元乃至10万元以上。

　　“以藏养藏”可赚钱那么，为何藏家不如玩家呢？在笔者看来，玩家往往会以藏养藏，这是收藏理财和丰富自己藏品的最佳途径。其运作是用出售的藏品来赚钱，不过出售的藏品一般为自己多余或不太喜欢的，再用抛出藏品赚来的钱买自己喜欢的藏品，这样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对广大收藏者而言，要做到以藏养藏实在不容易，因为这需要极其敏锐的眼光和胆魄，像过去大收藏家庞莱臣、钱镜塘、吴湖帆、王季迁、王世襄等都是以藏养藏的高手。

　　另据有关媒体报道，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以藏养藏”也很著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家基金会总共投资1200万英镑，购买了绘画、瓷器、古玩、稀见图书等艺术品，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该基金会抛出了一些藏品，其获利相当丰厚。如1989年春季，基金会将一部希伯莱文版的古老《圣经》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拍卖，得款200万英镑，而当初购进的价格则是17.9万英镑，其回报率之高，令人咋舌。

　　总之，投资艺术品讲究的是长线是金、中线是银、短线是铜。商家由于以短线赢利为目的，自然不能享受到长线丰厚的回报，这也就应验了“商家不如藏家”的道理。